文/顏名宏
2005年學術研討會「文化、藝術、產業-藝術空間的物質性與精神性」研討會論文發表
刊載於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學刊,2006年5月,頁7-8

     在藝術進駐空間的諸多類型中,「場域‧互動」已經不單是作為公共藝術的可能形式,今日甚至成為丈量「公共藝術」價值的核心指標。臺灣公共藝術自1992年文化藝術獎助條例通過至今,正好與1994年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前後都經歷了十年的關鍵發展。這十多年來,社區意識被視為一種「文化主張」,在政府政策計畫性推動下,公共藝術設置新的理念與社區總體營造有逐漸「合體」的明顯趨勢。從社區總體營造到公民美學,「社區參與」成為公民的共同行動,也成為藝術反應現實生活所必然描繪的面貌,尤其在強調「公共性」的公共藝術中,「與環境配合」、「和民眾互動」,被視為藝術創作過程裡一種必要的「介入」和「參與」。

     藝術家的創作在「藝術介入」、「民眾參與」的過程中,展現了諸多不同的藝術面貌,以及藝術家個人創作的哲學。其實,不只是藝術,很多的作品在長時期的對於所在場所(place)深層的互動,和人文空間、心理空間、物質空間,甚至是想像的空間,產生了綿密的藝術家與社群的連帶關係,而這樣的連帶關係,比較接近於社會性、文化性。當藝術家離開工作室和展覽廳,選擇走入社區接近民眾,以藝術為基礎,不管藝術是作為一種介媒,或者是最終呈現的作品(成果),當中都交流著一種因著人與人直接的接觸,而產生的關懷的認同,這種催化豐富性積極的態度,成為當代「藝術介入空間」的創作新哲學,所以,「互動」在此的誘發力,即是一種具有高度「創造期待」、「連結價值」的接觸美學。


     當藝術創作不再只是封閉的存在形式,而是展開所在的環境空間某種與人關係的開放,這種依存的關係促成了新的催化作用,並且藉由開放空間的擴張和人群社會的介入,由原來的創作主體與參與的客體,因為「參與的意外」重新交換各種文化符號,而產生「後現代性」的複合價值。

     這裡無關乎藝術家的身段是否應該放下,而是,藝術家必須更為真切地,潛進到自己生活的土地上,瞭解和傾聽自己和他人的各種「連結」關係,不是為了某一種特定的「獎項」、「風格代理」或者「展出機會」的表演,而是為「藝術介入開放空間」的催化對象,指引出更為清楚的「共同價值」,這份價值明顯地將他者放置到其中,使其透過這個機會而看見自己。所以這個時候,藝術互動的參與價值,將由提昇出更多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所共同完成,而不是只停留於形式上的某一種行為合力,讓「互動參與」淪為公共藝術的操作遊戲、政策化和名詞化。

     如同美國的藝術家兼策展人蘇珊‧蕾西(Suzanne Lacy)在其編著的《Mapping the TerrainNew Genre Public art量繪形貌-新類型公共藝術》書中章節:「文化朝聖與隱喻式的的旅程」引用策展人傅樂所說的,「公共藝術制度…..使得過程越來越趨向複雜化、僵硬化,在把一個叫做公共藝術的類型調文化,加上專業至上的想法,使得藝術家和行政管理者之間形成密切合作的關係。但這整個似乎形成了一種機制,目的只在製作一些永恆的物件。」她並且主張,一個新的公共藝術類型,一種潛遁式藝術介入,不在單一作品的是否完美,在於其「吸引多元群眾」並「統合」「集體共同歷史的價值」。那麼我們也不禁要問:「公共藝術在哪裡?」,這個問題正如同發問著:公共藝術!但是,如何產生?什麼時候產生?為誰產生?產生什麼?以及為何必須產生? 筆者所著《場域游走-互動公共藝術》一書,即希望透過公共藝術在場域互動所衍生的各種議題討論,對未來公共藝術發展提供更多元向度的省思與瞭解。

     藝術介入公共領域所可能展現的創作能量,在今日看來,應該遠遠地超過藝術家的想像和政府的期待。我們觀察公部門政策主導下推動的「社區參與」、「民眾互動」公共藝術型態,或者,是藝術家自發性地邀請、誘發、引導民眾進行公共參與式的創作型態,在藝術的「公共性」議題中,「公共性」所指涉的社會或社區「集體」領域,亦即-「公共領域」,其中泛稱的「集體」其實存在著相當大的異質性和差異化。藝術家面對這些異質性、差異化的「集體」,在他們的創作、互動和對話歷程中,顯然呈現的是曲線而不恆定的動態情境。這幾年的觀察中,可見縣市政府所舉辦的藝術與都市歷史人文的街頭藝術進駐事件,和場域藝術家們的展覽,都盡量是在擴張「互動和參與藝術」所應包含的可及範圍,或者,已經形成今日「參與涉入」藝術理論成因的相關案例中。藉由案例中藝術家前仆後繼的開拓,我們得以並行思考:今日公共領域中的藝術,明日將往哪裡去?

以場域作為情感的互動介質

     在人類的藝術創造歷史中,以空間場域營造作為情感互動的交流介質,將場域精神(spirit of place),轉繹成三度的符號空間,如果說,「符號」所代表的是一個時代或世代,所投射認同價值和渴求的慾望,那麼,經由大量「符號」所堆砌出來的能量,正是一種生命描寫的文本。人類集體的共同性,正是透過「符號」所撰寫的「空間文本」,以空間和時間作為文本的閱讀方法,那是一種豐富的關懷、情感涉入和責任。

所以無可避免的,當藝術家必須透過一種可以被集體或多數市民所理解場域中的藝術,來進行對包含自己在內的文化符號記憶,提出深刻的召喚時,自然不可能不去理解地域人文歷史所投射的眾多符號精神。當藝術家以藝術和都市空間相結合,企圖成為空間的游牧者,總是細膩地將自己化幻至人群與土地的波動裡面,像一個靈魂的催眠師,通過一個召喚,喚醒所有介入者沈睡卻炙熱的情感。以筆者自己於新近吳瑪琍所策展的『日照嘉邑--北回歸線夏至藝術節』的展覽創作作品<土地造像‧文化種植Land spotting>為例,串連‧北回歸線上的100個夢想,以衛星定位儀於10公里平方面積中的每一公里,合計100個經緯交織點,在總合超過300公里彎曲的農田聚落巷道,以貼近土地的定點與行為生活途徑,完成100種「文件式」土地住民的文化現象取樣探勘,他們除了提供自家土地的泥土,參與作品<土地造像‧文化種植>的製作外,並參加<文化種植>單元的希望之花播種和台灣欒樹種植活動,共同分享「北回歸線上的100個夢想」,以及跨文化、經濟、社會等面向的<土地造像>大眾開講,100棵樹,100個點,因為這項創作計畫的延續,而串連成為一個欒樹社群網絡,交換思維差異並重新構成生命經驗的家族。這一些中南部的中高齡「農民」,或許他們無法理解什麼是「當代藝術的公共論述」這一種饒口的詭辯思維,但是一提到土地和生命的價值,宗族的凝結力和變遷、外籍新娘的在地化、只要給他們一個適切的窗口,他們談得比任何人都認真甚至激動落淚…。

藝術在場域中擴張
     南條史生在《藝術與城市-獨立策展人十五年的軌跡》一書中提到:「藝術是不斷地提出疑問和面對一連串的危機,而藝術不可以只是對過去的懷舊,而是對於產生藝術的母體-社會的現實面再出發。

     台南海安路藝術造街計畫的第三階段─「海安街道美術館」終於在日前開跑了,海安路經濟神話的破敗史和住民的故事,宛如著名的日本動畫導演大友克洋所製作的「光明戰士-阿基拉AKIRA」裡的景象,一個被詛咒的宇宙浩劫和毀滅下,轉化生成的另類美學,這裡談的,是一種差異的都市美學、政治美學、文化美學、藝術美學,由原來的暗晦不為人所知,在藝術造街的相繼兩階段之後,其成功的主要關鍵,在於強化於藝術現象內的實質精神,讓共同分享與共同承擔轉譯成一個集體擴大的參與空間,民眾和藝術家團體介於這個參與的平台,擴大於藝術和都市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終於成為場域藝術家和文化工作者以及所期待的另一種攜手合作,打造文化社區新願景的討論和朝聖地。


     雖然部分住民對於海安路仍舊停留在過去都市政策失當的夢魘裡,藝術是否能夠造街,或者,一個摧毀的街道、區域文化,是否單靠藝術就可以遮掩目下的事實與環境硬體的破敗,有著許多的不信任和觀望,但或者也如同自己也是住民的檢察官,他努力在調和促成藝術家介入海安路種種可能面臨的困難,如同他所說的:「我家門前有座美術館,一點點的可能都可以帶給海安路更多可能性的未來,我親眼看著這裡一天天地改變,也滿懷振奮地期待這些有創意的藝術家帶進來更多的可能
。」


     場域中的公民美學,
除了創意之外,更重要的是回應了文化特質以及兼顧了社區住民基本的環境因子和創造互動溝通的介面,當代藝術的社區介入,應不在於「顛覆」或「教育」的功能,而在於藝術家與住民貼近土地與現實經驗的互動過程,提供重要實驗和省思的雙面鏡,我們期待未來在台灣,有更多的市民和藝術家共同的參與在貼近社群的合作參與藝術計畫,讓台灣擁有更多元且豐富的藝術家社區和社區藝術家,讓藝術的能量在場域中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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